诸葛亮深谙读书之道，不仅好学，而且善学，并因此成就了他的“足智多谋”。
诸葛亮读书只“观其大略”，他没有钻进书堆，死记硬背，而是泛读大概，撷取精华，掌握其实质，也没有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而是正常地作息，“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
事实证明，读书务求大略、得其精髓的诸葛亮则成为一代贤相。
他在《无柳先生传》中曾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实际上，他追求的是读书会意，着重领会书中深含的旨意，而不死抠个别字句。
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轼在他的《又答王庠书》中就侄女婿王庠“问学”，介绍了他自己首创并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
苏轼在信中说：“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
那么，读一本好书可以每次只带着一个目标去读，或只就一个方面的问题去探求、研究，而不是同时涉及其它的目标或问题。
所以，每一本好书都需要好好读它几遍，日久天长，必有所获。
苏轼自己就是这样来读《汉书》的，第一遍学习“治世之道”，第二遍学习“用兵之法”，第三遍研究人物和官制。数遍之后，苏轼对《汉书》多方面的内容便熟识了。
南宋人陈善著有一部《扪虱新话》，他在书中写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所以入，终当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入，就是要读进书中去，读懂吃透，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如果读书不能读进去，那就不可能理解“古人用心处”，也就是说不能体会书中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明的文学技巧;倘若读书不能跳出来，那就要“死在言下”了，也就是说，思想被书本束缚住，成了书奴、书呆子。只有懂得入又懂得出，这才是读书的好方法。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求精求当”读书法中的“求精”，是读书要有选择，选好书，读精品;“求当”就是恰到好处，要适合自己的水平和工作需要。
他说：“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当则粗者皆精，不当则精者皆粗”。
实际上，郑板桥并不反对博览群书，只是强调多读必须以精读为基础，多读的内容也必须用精读中得到的知识去联系新知识，围绕一个课题深入下去。
读书贪多不求精，就会胸中撑塞如麻;读书求精不求多，才能读到书里去，抓住要领，但不等于深刻理解及全部掌握。
北宋文豪欧阳修的“计字日诵”读书法是根据自己的读书经历归纳而成。
他曾经精选了《孝经》、《论语》、《诗经》等十部书总字数为455,865个字，然后规定每天熟读300字，用三年半时间全部熟读完毕。每天背诵150字，只要七年时间就背熟了。
的确，这样日积月累，一部部的书籍就被他背熟了。这种每日定量计字，细水长流，集腋成裘，在欧阳修的亲身实践中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汉代的著名学者董遇很提倡利用“三余”时间读书，哪“三余”呢?
意思是说，冬天，没有什么农活，这是一年之中的空余时间;夜间，天黑不能出去活动，这是一天之中的空余时间;雨天，不能下地劳作，这也是可利用的空余时间。
当然，董遇所处的汉代，与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和节奏有很大的差别，但他那种善于抓紧一切空余时间的精神，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是适用的。
明代学者张溥的“七焚”读书法强调读写并用，强调“眼到、手到、心到”。
第一步，每读一篇新文章，都工工整整地将它抄在纸上，一边抄一边在心里默读。
烧完之后，再重新抄写，再朗读，再烧掉。这样反复地进行七、八次，一篇文章要读十几遍，直至彻底理解、背熟为止。
他的“三读”读书法即“复读法”、“抄读法”、“游戏法”。
他给自己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分别复习冬夏两季所读的书，即半年读书，半年复习，把阅读和复习交叉进行，有效地增强了记忆力。
在每次复习时，他面前放一本书，请别人也朗读同样一本书，他边听边默记。如果发现自己默记的同朗读的有出入，马上查书，立即纠正，再复读几遍。
顾炎武读书总是要动手抄录的，这种学习时既动口，又动手、动脑的学习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读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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