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读书,是一场美丽的修行

严歌苓,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
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一双眼睛可以不漂亮,但眼神可以美丽。一副不够标致的面容可以有可爱的神态,一副不完美的身材可以有好看的仪态和举止。这都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或许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但我想,阅读是其中易走的、不昂贵的、不须求助他人的捷径
| 严歌苓
我有一位朋友叫庄信正,是位著名的翻译家、学者,也是研究詹姆士·乔伊斯的专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我来说,我宁愿把这句话改为‘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他说在他年少时就想到:反正谁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他无妨就把它想象成一间书房。
我读到这些话时,为他的纯,以及他与我不谋而和的价值观会心地笑了。
我心里对这位忘年友人涌出一股深深的感激。因为在这个价值观飞快变更的年代,我生活的很大成份,仍是独自写作与读书。有时不免对周围忙得头头是道、不读书却也十分充实的人们发出自愧落伍的叹息。而庄先生这一席话,使我认识到,我还是有伴的,并没有落伍得那样彻底。
在易卜生的《彼尔金特》中,有个叫索尔薇格的少女,彼尔金特在恋想她时,总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绢包着的《圣经》的形象。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留给托马斯的印象,是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位女性之所以在男主人公彼尔金特和托马斯心里获得了特殊的位置,是她们的书所赋予她们的一层象征意义。
我的理解便是读书使她们产生了一种情调,这情调是独立于她们物质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丽。易卜生和昆德拉都没有用笔墨来描写这两位女性的容貌,但从他们赋予她们的特定动作——持书来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她们美丽的气韵,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不会被衣着或化妆强化或弱化,不会被衰老所剥夺的美丽。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女性,只要手里揣本书,就会变成特蕾莎或索尔薇格:书在不爱读书的人手里,只是个道具。重要的是,读书这项精神功课,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使人从世俗的渴望(金钱、物质、外在的美丽等等)中解脱出来,之后便产生了一种存在。
我于是感到自己的幸运——能在阳光明媚的下午,躺在乳白色的皮沙发上读书;能在读到绝妙的英文句子时,一蹦而起,在橡木地板上踱步。太好的文章如同太好的餐食,是难以消化的,所以得回味、反刍,才能汲取它的营养。
女人总有永别自己外貌美丽的时候。不甘永别的,如伊丽莎白·泰勒之类,就变成了滑稽的角色。时光推移,滑稽都没有了,成了“人定胜天”的当代美容技艺的实验残局,一个绝望地要超越自然局限的丑角,这个例证或许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一双眼睛可以不漂亮,但眼神可以美丽。一副不够标志的面容可以有可爱的神态,一副不完美的身材可以有好看的仪态和举止。这都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或许美化灵魂有不少途径,但我想,阅读是其中易走的,不昂贵的,不须求助他人的捷径。
女人有外表之美和内心知性之美。外表的美丽,总是敌不过时间的侵袭;年轻时的倾世容颜,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消失,这是自然之道,即使不可挽回也无须过多去计较。内心知性之美,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美丽,这份美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从容和雅致。而知性之美,与读过的书、阅历的丰富有着莫大的关系。当看到杨绛先生年老时候的那份优雅知性之美,便会愈加相信:读书,能让一个人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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