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能典
早上从朦胧中醒来，打开手机，睁开惺忪的睡眼，有一条老领导杨忠好留的信息：“不幸消息：王能典同志于今晚（16日）19：30去世”。顿时睡意全消，一个翻身坐起来，王能典先生的音容笑貌顿时涌现在面前。我今年三月份在西班牙时，曾接到王虹红大姐的电话，说老爷子病重了，当时我就想回来了马上去看看老爷子，谁知道回国以来，每天早上五点过起床，晚十点过处理、应酬完回家。一晃一、二个月了，都在成都，我竟未能去医院看望病榻中的老先生，这突然一去，让我惭愧不已，阵阵自责，难以拂去。
我第一次见到王能典先生是1990年时，我和西南农大的吕金庆教授一道，为《山区开发》杂志的事去找王能典汇报工作，他当时是四川省农经委主任。他很忙，下午二点钟要在省政府开会，于是依约和吕教授一道，下午一点过，在督院街省政府大门外见到他。他和当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孟俊修一道，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和请求。王能典和孟俊修都非常随和，让年青的我没有任何压力。在轻松的氛围下，很快就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当时重庆是四川管辖，对我们来说，省政府是大机关，我觉得领导是没有架子的！
后来，我到报社担任总编辑，时常给他寄点我们的报纸，偶尔写信汇报一下工作。尔后再到四川工作，反而接触少了，因工作无什么成绩，不太好意思去看他。后来，他在省政府办公厅主任位置上退休。有一次，在金牛宾馆开会，我们都坐着汽车去，我的领导更是常炫耀自己的座驾有多好，却见王能典骑着自行车去开会。当时的省领导见了，都关心地说：“王老您怎么不叫办公厅派车送你？”王老爷子乐呵呵地说，“我还能动，不占人家在位的人资源，不给别人添麻烦。”当时我便感到难堪，看看我的时任领导，总觉得不是滋味。
后来，我被流氓“领导”迫害时，王能典听另外的领导及朋友给他汇报了情况，他毅然站出来，给在位的有关领导写出情况反映，尽量为我这样一个和他没有多少交织的后生晚辈说出公道话，呼吁在我们四川能保留一点公平和正义。
我和老爷子没有任何私交啊！
这让我想起在重庆的一个老领导，原重庆市科委主任、延安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李群林，有一次，他带我到成都出差，步行于成都的街道，当时他也是近七十岁的老人，却比我步伐更快，街头更熟悉。我问他：“李主任，成都街道你怎么这样熟悉啊？”李主任笑答：“我不但熟悉成都的街道，而且熟悉街道下的下水道。”见我一惊愕，他解释道：“我当右派时，就在成都修下水道。二十二年啊。”有一次我与李群林与原省科委副主任张鲁、省石油管理局原局长李一高、四川省音乐学院原院长石昌杰聚会时，我说：“您们好不划算，枪林弹雨中走出来，却当了这么多年右派！”他们几乎一致的说：“比起死在日本人手中、死在国民党手中的战友。我们都是幸运的。”李群林说：“我们老了，只能尽量帮助你们这样想为社会做事的年青人，只能更争分夺秒为社会多做事，时间不多了，自己多努力，多帮助人，这就是老头子的愿望了。”
王能典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这一代的人从不为个人的利益索取，极力帮助更多的人。
在我的人生之途，我有幸结识了那批、那些高贵而朴素的人，尽管他们像大熊猫一样稀少了，但他们给了我们对社会、对民族稀微的期许，让我们虽然步履蹒跚仍能走下去。但悲哀的是，王能典老爷子去世了，黑暗的天空中，给我们依稀光亮的星星又陨落了一颗，让我们在痛苦中增添了一丝绝望的忧郁。
推门而出，零乱的草坪中，几枝新生的三角梅冲天而起，在夏天疯狂生长的杂草中显得那么独立，鲜艳的花朵在空中摇曳，仿佛告诉我：好人走了，但有些精神让你铭志不忘；坏人活着，但他狰狞面目在你的鄙夷中转瞬即逝。而对于我：活着，加倍努力，死了，精神不灭；宁可短暂，也要灿烂。
我想，在我既去的王能典先生灵前，我会以此告慰他。
陶红勇2019年5月17日上午 急草
我第一次见到王能典先生是1990年时，我和西南农大的吕金庆教授一道，为《山区开发》杂志的事去找王能典汇报工作，他当时是四川省农经委主任。他很忙，下午二点钟要在省政府开会，于是依约和吕教授一道，下午一点过，在督院街省政府大门外见到他。他和当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孟俊修一道，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和请求。王能典和孟俊修都非常随和，让年青的我没有任何压力。在轻松的氛围下，很快就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当时重庆是四川管辖，对我们来说，省政府是大机关，我觉得领导是没有架子的！
后来，我到报社担任总编辑，时常给他寄点我们的报纸，偶尔写信汇报一下工作。尔后再到四川工作，反而接触少了，因工作无什么成绩，不太好意思去看他。后来，他在省政府办公厅主任位置上退休。有一次，在金牛宾馆开会，我们都坐着汽车去，我的领导更是常炫耀自己的座驾有多好，却见王能典骑着自行车去开会。当时的省领导见了，都关心地说：“王老您怎么不叫办公厅派车送你？”王老爷子乐呵呵地说，“我还能动，不占人家在位的人资源，不给别人添麻烦。”当时我便感到难堪，看看我的时任领导，总觉得不是滋味。
后来，我被流氓“领导”迫害时，王能典听另外的领导及朋友给他汇报了情况，他毅然站出来，给在位的有关领导写出情况反映，尽量为我这样一个和他没有多少交织的后生晚辈说出公道话，呼吁在我们四川能保留一点公平和正义。
我和老爷子没有任何私交啊！
这让我想起在重庆的一个老领导，原重庆市科委主任、延安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李群林，有一次，他带我到成都出差，步行于成都的街道，当时他也是近七十岁的老人，却比我步伐更快，街头更熟悉。我问他：“李主任，成都街道你怎么这样熟悉啊？”李主任笑答：“我不但熟悉成都的街道，而且熟悉街道下的下水道。”见我一惊愕，他解释道：“我当右派时，就在成都修下水道。二十二年啊。”有一次我与李群林与原省科委副主任张鲁、省石油管理局原局长李一高、四川省音乐学院原院长石昌杰聚会时，我说：“您们好不划算，枪林弹雨中走出来，却当了这么多年右派！”他们几乎一致的说：“比起死在日本人手中、死在国民党手中的战友。我们都是幸运的。”李群林说：“我们老了，只能尽量帮助你们这样想为社会做事的年青人，只能更争分夺秒为社会多做事，时间不多了，自己多努力，多帮助人，这就是老头子的愿望了。”
王能典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这一代的人从不为个人的利益索取，极力帮助更多的人。
在我的人生之途，我有幸结识了那批、那些高贵而朴素的人，尽管他们像大熊猫一样稀少了，但他们给了我们对社会、对民族稀微的期许，让我们虽然步履蹒跚仍能走下去。但悲哀的是，王能典老爷子去世了，黑暗的天空中，给我们依稀光亮的星星又陨落了一颗，让我们在痛苦中增添了一丝绝望的忧郁。
推门而出，零乱的草坪中，几枝新生的三角梅冲天而起，在夏天疯狂生长的杂草中显得那么独立，鲜艳的花朵在空中摇曳，仿佛告诉我：好人走了，但有些精神让你铭志不忘；坏人活着，但他狰狞面目在你的鄙夷中转瞬即逝。而对于我：活着，加倍努力，死了，精神不灭；宁可短暂，也要灿烂。
我想，在我既去的王能典先生灵前，我会以此告慰他。
陶红勇2019年5月17日上午 急草
